摘要：随着陕西省农村环境连片和综合整治的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大幅增加。“三分建、七分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成后能否长效运维管，切实改善区域、流域水环境质量，成为政府和群众重点关注的现实问题。本文在总结陕西省农村污水治理现状及存在主要问题基础上，提出了实现适合省情的治理设施长效运维管对策建议。
关键词：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对策建议
“十三五”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大农村污水治理”的目标。近年来，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加大农村环保专项的投入用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1陕西省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治理现状
根据《2017陕西省统计年鉴》，2016年陕西省共有行政村22825个，乡村人口17403万， 占陕西省总人口3813万的4466%左右。根据《陕西省行业用水定额》中农村用水定额以及实际情况，农村生活污水产生量按50L/（人·d）计，每人每天污水排放量按40L计算，农村地区1a污水排放量为6812万m3。
2014年朱海波等[1]的调查显示，陕西关中地区农村生活废水、畜禽养殖废水等污染问题突出;大部分农村没有完善的排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废水就近流到村庄周围的农田、水渠中。已实施环境整治的村落多采用传统化粪池或人工湿地处理，但存在运维不善、湿地堵塞、蚊蝇滋生等问题。
未经处理或处理不达标的农村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或渗入地下，造成河道和地下水的污染，不仅影响农村居民正常生活和人居环境，更影响农业灌溉和水产业，陕南的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承担着“南水北调”、“一江清水供北京”的生态使命，对水质的保护要求更高。
陕西省高度重视农村环境问题，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实施农村环境整治。2009[CD1]2011年就开始使用农村环保专项资金用于农村污水治理设施的建设;2012年4月，被列入第三批全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省，计划于2012[CD1]2014年，在陕西省43个示范区300个乡镇3000个行政村实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2015[CD1]2017年，继续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计划完成重点区域、重点流域环境问题突出的280个镇3000个村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截止2017年6月30日，陕西省累计投入财政资金357亿元，其中中央资金189亿元，省级财政配套资金97亿元，市县配套资金71亿元，在陕西省90个县区997个乡镇5210个村开展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共建成生活污水处理设施1185处，农村环境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整治。南水北调水源区、关中渭河和陕北延河等流域，以及道路沿线，人口密集的农村地区人居环境有效改善，农民环保意识明显提升。
2陕西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艺
由于农村生活污水的特征及产生、收集、排放等特点，需治理设施具有建设运行费用低、污染物去除率高、运行管理及技术要求低等要求。工艺技术宜采用尽量简易、易于维护管理、成熟可靠、稳定性高的处理工艺，能较好地适应水量、水质冲击负荷和变化范围，并尽量减少污水处理设施的构筑物数。合理选择污水处理工艺对农村污水处理十分关键。
陕西省农村污水治理2014年之前多以传统的“A/O+人工湿地”模式进行处理，近几年多以“一体化处理罐体+人工湿地”模式进行处理。一体化成套技术是近年来新兴的污水处理技术，将较为成熟的生化处理技术组合成综合处理设备，埋在地下运行，具有装置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运行经济低能耗、抗冲击浓度能力强、处理效率高、出水水质稳定操作简单等优点，适合用于处理中小水量、水质波动小、分散的生活污水，处理工艺主要是A/O 法、及A2/O 法以及接触氧化法等[2]。
2016年李英杰等[3] 结合关中地区农村经济社会状况，对陕西省关中地区自然环境、污水特点进行了调查，提出了3种科学的农村污水处理模式：镇带村集中处理、农村集中连片处理和农村分散处理。
3陕西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农村污水收集和处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度不断加快，环境效益日益显现，但在建设与运维管方面存在较多问题，如工艺适用性较差、厂址选择不尽合理、运行成本偏高等，部分污水处理设施难以正常运转[4]。这些问题在陕西省也或多或少存在，陕西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31法规标准监管有待完善
目前，我国现行法规、标准、政策多针对城市生活污染源制定，尚未有针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排放标准[5]。陕西省即将出台的《陕西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染物排放标准》于2018年才通过论证。涉及农村环境监管“政出多门”、机构分散，如陕西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由农业、环保、住建3个部门负责，职能交叉严重，职责不明确，监管难度大。
32设施建设资源浪费严重
有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污水处理量设计标准严重高于实际产生量;有些设施的建设费用标准甚至超过小型城镇污水处理厂的费用。
33农村污水处理效果欠佳
部分处理设施由于资金缺乏、管理不善、或技术适用性差等导致出水超标;部分装置进水污染物浓度过低，甚至没有生活污水接入，尤其是陕北、关中地区一些缺水县区，有些治理设施成为晒太阳工程，处理设施由于没有进水，导致闲置，时间一长，人工湿地堵塞，设施利用效率极低。
34资金保障体系有待健全
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是实现陕西省农村污水处理设施长效运行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主要由国家农村环保专項资金和地方配套资金支持，而运维管资金多以地方财政为主。虽然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具有低能耗、易管理的特点，但仍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源保障工资、电费、清渣、维修等费用。缺乏有效的资金保障体系，导致一些农村地区出现“建得起、运行不起”的尴尬局面。 35管理培训水平有待提高
由于农村专业技术力量不足，“重建设、轻管理”倾向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比较突出。目前，陕西省大部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采用县级监管、乡镇运营的方式，由于管理模式单一，执行效率低、监管职责落实不到位、后续奖罚措施不到位等原因，致使这种运维管方式的效能发挥受到限制。此外，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而大多数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由当地农民参与运行维护，缺乏系统完善的专业知识的培训和管理，管理水平总体偏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维管水平偏低，监测能力、技术支撑等能力不足。
4陕西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长效运维管对策建议
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和我国发达省市，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在管理上基本上经历了“重建设[CD1]轻管理[CD1]效率低[CD1]重管理”这样一个阶段[6]，处理设施的运维管是农村污水处理非常重要的环节。
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长效运维管要按照“政府主导、权责分明、市场化运营、制度化管理”的原则，通过明确权责机制，强化资金保障，以政府购买农村环保公共服务方式为切入点，加快推进治理设施的专业化、市场化运营管理，实现治理设施的长效稳定运行[7]，最终达到“可监测、可报告、可核查”的管理目标。
41明确责任机制
各级都要厘清职责，省级层面加强法规标准的制定指导。具体实施层面要把治理设施运维管制度建设作为设施竣工验收的前提条件。建立县级（市、区）政府有关部门为责任主体、乡（镇）政府为管理主体、参与治理设施运维管的第三方环保单位为服务主体、治理设施所在地村民为协助与受益主体的全方位管理责任体系，落实权责分明的治理设施运维管责任制。
42优化技术选取
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和模式的选用原则进行细致分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和模式的选用，要因地制宜，与当地自然环境特点、污水特点、污水排放回用要求、经济发展水平、运行管理水平、居民风俗习惯等相适应，才能避免浪费、提高设施的运行效果。
43强化资金保障
缺乏可靠的资金保障是阻碍农村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水污染治理的一大难题。建立治理设施建设及运维管资金保障机制，坚持省级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投入模式。积极探索扩宽资金筹措渠道或设立治理
设施运维管省级财政资金专项，要求市、县财政要把运维管经费纳入年度经费预算。
44加大政策优惠
出台系列相关优惠政策，如治理设施用电享受农村或农民电价;从事治理设施第三方运维管企业免征或减征增值税;推动银行对治理设施第三方运营企业实行应收账款、收费权质押贷款等金融服务创新。
45加强管理考核
首先要明确设施运营主体和责任，建立多种运营管理模式。确定运营主体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村镇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营主要有政府自营、社会运营2种方式。经济较好地区，建议采用第三方运营管理模式进行专业化管理，明确运营责任，加强监管，健全考核体系，政府职能部门对治理设施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考核，检查运行状况、监测出水水质是否达标等，根据考核结果向运营主体发放补助资金并决定是否继续委托运营等。对于政府自营的，严格把关，建立一支专业的设施运维管队伍，培训上岗，定期维护，同时加大监管考核力度，将设施运行效果考核纳入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绩效考核中，保证设施的长效运行。
参考文献
[1] 朱海波，赵敏娟，荆勇.关中地区农村污水处理的适宜技术研究[J].陕西农业科学，2015，61（7）：64-66.
[2] 王睿，李亚梅，荣武.一体化成套技术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中的应用研究[J]. 环境与可持續发展，2018（02）：14-18.
[3] 李英杰，王亚萍，裴钰，等.陕西关中地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研究[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6，41（1）：61-64.
[4] 明劲松，林子增.国内外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营现状与思考[J].环境科技，2016，29（6）：66-71.
[5] 司国良，周广礼，胡啸，等.村镇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管理对策的探讨[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5）：240-243.
[6] 邱彦昭.北京市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现状调研及运营管理措施研究[D].北京：北京化工大学，2016：1-95.
[7] 胡智锋，叶红玉，孔令为，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营管理对策研究[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6（1）：38-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