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升居民绿色福利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要求。基于此背景，从绿色投资的视角，探讨提升绿色福利的路径。首先，依据Lucas-Uzawa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构建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利用1999—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方法测定各地区绿色福利;最后，利用系统GMM方法，结合双重差分法（DID），实证分析了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及传导途径。结果表明：①中国各省域绿色投资与绿色福利之间在1%显著水平上呈现出正向关系，绿色投资每增加100%，居民绿色福利增加1.21%。因此，政府应当采用差异化的利率，减免税收或增加补贴等方式促进绿色投资，积极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从而提升公民的绿色福利。②教育程度在1%显著水平上与绿色福利正相关，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每增加1%，绿色福利增加7.78%。因此，政府应该扩大教育支出，增强居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公民就业机会和收入待遇。③对外开放度在1%显著水平与绿色福利正相关，且开放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绿色福利提高1.91%。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进出口，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绿色福利。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扩大开放，改善进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④公众诉求与绿色福利在一定水平下显著负相关，绿色福利低的地方，居民表现出更强烈的诉求。因此，政府应鼓励居民积极有序参与环境决策和监管，减少公众诉求的滞后效应。企业与公民之间需要确立共同的绿色福利目标，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居民绿色消费与企业绿色创新协同机制，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环境和经济协同发展，实现绿色福利提升的目的。
关键词 绿色福利;绿色投资;内生增长模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了绿色福利水平的提升。黨的十九大报告又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对优质绿色产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尤其重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18年GDP已经达到了13.6万亿美元，但福利水平的增长仍较慢。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DevelopmentIndex，HDI），中国在2017年189个国家中排名86位[1]。李晓西等[2]将资源环境约束纳入HDI，结果显示中国在123个国家中排名第86位，整体处于靠后位置。如果综合考虑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供给不足等严峻问题，提升居民绿色福利水平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目前国内外还没有统一的绿色福利界定与理论分析框架。绿色是指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与环境质量改善，而福利是指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因此，界定绿色福利的内涵为：将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高质量物质生活的同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改善环境质量，由福利与绿色两个维度构成。由于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整体仍然不容乐观，若在人类发展指数中赋予绿色更大的权重，我国绿色福利水平在世界的排名将进一步降低。那么什么因素导致我国绿色福利偏低？现有文献大多从障碍因素进行探讨，如中国遵循“先污染，后治理”的一般规律，还处于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的左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没有脱钩;依靠要素大量倾斜投入的增长方式导致能源的过多消耗[3];“唯GDP论”考核机制，加剧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4];FDI和贸易也对我国环境产生负面影响[5-7]等等。
有别于现有文献，该研究目的是从绿色投资的视角探讨提升绿色福利的路径。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8]估计，尽管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迅速，但从2014—2020年，中国绿色投资需求与货币供给之间的缺口仍有近24.3万亿元，绿色投资依然难以满足我国绿色发展的需求。Eyraudetal.[9]认为绿色投资包括可再生资源投资（包括大型水电项目）、能源技术投资、绿色研发技术投资。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选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可再生能源投资、营林建设投资三个方面来对绿色投资进行界定与测度。研究采用系统GMM方法并结合双重差分法（DID），实证分析绿色投资通过提高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居民收入来提升绿色福利，从而解决内生性问题。
1文献综述
国内外直接研究绿色福利（Greenwelfare）的文献较少，但与之内涵相近的研究相对较多，主要体现为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发展的研究。早在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首次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许多学者将资源与环境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考量[10-12]，虽强调代际，但往往忽略代内以及当代人与自然关系。我国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最早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潘家华[13]认为，绿色发展注重处理好发展与环境关系，是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石敏俊[14]指出，绿色发展就是要将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负荷脱钩并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既强调代际公平，又看重当代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改善协同，是“可持续发展”的深化。绿色福利更注重于绿色（资源与环境）质量改善，是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发展追求的目的，而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发展是实现绿色福利的方式和手段。
直接测度绿色福利的文献较少，但分别研究福利与绿色方面文献较多。在福利方面，基于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所提出的福利经济学理论，从1990年开始，采用人类发展指数评价法（HumanDevelopmentIndex，HDI）来测度福利[1]。在绿色（资源与环境）方面，国内有些学者使用生态福利[15]、环境福利[16]，并探讨了与之相关的测度，如绿色生产率测定[17]，G20生态福利绩效测算[15]。Lin&Benjamin[18]利用数据包络模型（DEA）来测算我国各省的绿色发展绩效。宋马林[16]采用两阶段方法来评估环境福利绩效。龙亮军[19]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评价。 有些文献对生态福利或绿色发展或环境福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Lin&Benjamin[18]通过要素分解发现，技术进步指数、技术变化效率指数以及技术缺口率是促进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宋马林[16]研究发现地方保护和错配的资源对环境福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围绕绿色投资，董竹等[20]发现环境治理投资对环境质量具有积极的影响;黄清子[21]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环保投资能够有效带动经济增长，同时降低该区域的污染排放。但是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研究还很稀少，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影响的机制研究更少。
2理论模型
现代宏观经济学增长理论基石就是索洛增长模型（Solowmodel），该模型假设资本存量是内生的，而技术进步是外生的[22]。对传统制造业（如采矿、石油、化工、钢铁、水泥等行业）进行大量投资，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即形成“污染”资本或污染投资。Nordhaus[23]研究发现，环境污染确实约束经济增长。与此观点相对应，Porter&VanderLinde[24]最早提出波特假说，环境改善与经济发展可以双赢。国内外大量经验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关系不是线性，而是存在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EKC），即达到转折点之后，随着经济发展环境质量才会不断改善[25-27]。绿色投资是对清洁项目的投资。现有研究往往强调环境规制（补贴和征税）促进了企业偏向型清洁技术进步[28-29]。但Romer[30]、Grossman&Helpman[31]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内生技术进步是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因此，企业存在内生动力机制促使污染投资向绿色投资转变。
基于Lucas-Uzawa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内生于生产函数），借鉴文献[32-35]，将环境与污染资本和绿色资本连接，构建一个简单理论分析框架，刻画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同步并阐释綠色投资提升绿色福利的路径。基本思路如图1所示。
假设所有家庭是理性的，根据其预算限制，从消费中获得跨时期最佳效用：
从公式（4）和（5）中可以看出，技术进步过程具有路径依赖性。在没有外在干预下，污染企业继续进行污染投资，使用污染技术，获取经济收益，但对环境产生污染。采用严格环境规制促使企业将污染投资向绿色投资转变，一是给予足够高的补贴（S），很容易证明：;或者是采用足够高的环境税（τ），也可以证明：详见文献[28-29]。
理论上，由于启动绿色资本投资的动机由影子价值（λC）决定，绿色资本投资总是存在一个启动的时间点，在该时间点，其投资量超过污染资本[36]。实际上，即使没有环境规制，企业在消费者压力下，为树立绿色品牌，塑造投资者形象与社会责任，以及随着企业投资者本身环境意识提高，都会有内在动机进行转变。这样，在平衡的增长路径上，促进经济增长的消费路径与环境改善路径收敛，使得H最大化，如下：
式中，g代表共同增长率。内生增长机制的简单逻辑就是，在短期，污染资本配置给一般技能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大多从事污染产品生产，通过消费渠道，促进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最初污染资本边际收益大于绿色资本，但随着污染加重，通过环境渠道，边际污染治理成本增加，也导致消费者福利受损，消费减少，使得污染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如果将污染资本的部分收益用于增加研发投入，干中学，以及由此产生知识外溢，就会加速绿色资本积累。相应地，绿色创新者工资增加（类似于任何特定技能水平的劳动工资率都将随着他所在国家的富有而增加[37]），将会加快一般技能劳动者向高技能者转变，导致绿色资本的边际收益增加。此时，收敛于动态均衡点，污染资本边际收益等于绿色资本边际收益，出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这也符合科斯定理[38]：市场均衡的结果使得资源配置最佳，最具有效率，实现帕累托最优。简单解释就是不会出现为了消费者福利，全部停止企业生产或生产者尽量生产而全面污染这两种情况，而是协同创新到双赢的局面，即随着绿色投资增加，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改善同步取得，绿色福利得到相应提升。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产生正面影响。
现有理论分析以及文献梳理发现，绿色投资通过要素投入、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收入提升，这是绿色福利的重要指标维度，由此推导出假设2。
假设2：绿色投资通过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提升绿色福利。
现有研究发现，企业将绿色资金投入到科研创新、节能减排、退耕还林等方面，减少环境污染，改善居民生活品质，这也是绿色福利的重要维度，由此推导出假设3。
假设3：绿色投资通过减少环境污染而提升绿色福利。
企业增加绿色资金投入，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居民收入不平等，有利于提升绿色福利，这也是绿色福利的重要维度。由此推导出假设4。
假设4：绿色投资通过减低收入不平等而提升绿色福利。
3研究设计
3.1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基于理论分析，本文构建省级层面的绿色福利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如下：其中，GWit代表绿色福利，GIit代表的是第t年i省份的绿色投资额，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Xit为影响绿色福利的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教育程度（EDU）、对外开放水平（OPEN）、产业结构（TI）、公众诉求（PA）。
3.1.1绿色福利测度及分析
绿色福利（GW）的数据无法直接获得，借鉴文献[39]～[40]，采用Super-SBM模型，选取25个指标来对绿色福利绩效进行测度。其中投入指标13个（资本存量、就业人数、人均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人均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能源消耗量、人均CO2、人均SO2、人均烟尘粉末、废水、废固、人均用水量、人均木材采伐量、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产出指标12个（人均GDP、受教育程度、人均医疗机构床位数、人均平均预期寿命、人均废气消除量、人均废水处理量、人均废固综合利用量、人均森林面积、人均自然保护区面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人均耕地面积、能源效率）。Super-SBM模型如下文所示，其中，θ为我国居民绿色福利绩效值，Xj和Yj分别表示j省的投入产出的变量集合，n表示测度的省份的数量，S-和S+为松弛变量。 采用已有文献绿色绩效的测算数据[18]作为稳健性检验。利用数据包络线方法（DEA），采用3个投入指标（能源消耗、资本存量、劳动力），4个产出指标（GDP、二氧化硫排放量、固体废弃物、废水）来测算各省绿色发展绩效，数据的具体处理方法详见Lin&Benjamin[18]的文章。
3.1.2绿色投资测度
绿色投资（GI）是指企业将资金用于改善资源、环境友好型项目进行的投资。由于其数据无法直接获取，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可再生能源投资中水力电力投资、营林建设投资之和来构建绿色投资。由于各省份核能、风能、太阳能年度数据无法获取，未将其纳入绿色投资数据。朱建华等[41]研究发现环保投资对GDP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董竹等[20]则指出环保投资对环境具有正向影响，这两个维度是绿色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理论部分的假设，预期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为正。
3.1.3其他控制變量选择
教育程度（EDU），是指接受学历教育，采用大专以上学历占总人口比例进行测度。杜鹏[42]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居民收入越高。由于绿色福利期望产出指标中包含收入指标，教育年限将对居民绿色福利产生正向影响，预期符号为正。表1为变量描述统计的结果。
对外开放度（OPEN），指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通常采用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作为测量对外开放度的代理指标。现有研究发现，对外开放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的提升[43]，但同时，大量出口高能耗高污染产品也可能对绿色经济福利会产生负面影响。现有事实表明，对外开放程度越大，国际贸易中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产出也越高，意味着增加GDP的正效应大于污染的负效应。由于经济和环境均为绿色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预期对外开放对绿色经济福利产生正向影响。
公众诉求（PA），以居民向当地信访局上交的有关环境污染投诉的信件和电话网络投诉的总数作为测度。由于公众诉求的增加使得政府实行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44]，而环境规制能显著抑制污染排放强度[45]，因而居民福利的非期望产出减少，福利增加。另一方面，从公众诉求到政府实施严格环境规制，再到企业绿色投资，改进设备，治理环境，具有时间滞后性，预期符号不确定。
产业结构（TI），指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国家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进行测度。产业结构和福利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46]。一方面，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高污染产业减少，环境改善，使得绿色福利增加;另一方面，我国的第三产业存在许多限制，相对制造业规模有限，还难以提供足够公共服务和增加就业，可能会降低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导致绿色福利减少，取决于正负效应的大小，预期符号不确定。
3.2数据来源
研究样本的省级数据源自1999—2014年《国家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其统计对象为除西藏及港澳台外的30个省份。另外，营林建设投资（碳汇投资）数据来自于《中国林业统计年鉴》，可再生资源投资（水电建设投资）数据是从《中国水力发电统计年鉴》获得，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数据是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收集。除百分比数据外（绿色福利、教育程度、开放程度、第三产值占比），其他数据如公众诉求与绿色投资取对数，这样回归估计结果的系数可解释为自变量变动百分比导致绿色福利变量变动百分比的敏感程度。
4研究结果
4.1描述性统计
从表1中可以看出，绿色投资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较大，标准差为122.568，说明我国各省绿色投资规模存在出个体差异，呈现出地区性分布不均;同时，我国绿色福利与绿色发展绩效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表明我国居民享受的绿色福利存在着区域性的差异。
4.2回归分析
考虑到绿色福利可能反过来影响绿色投资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借鉴Chen&Golley[47]的研究，直接采用Arellano&Bover[48]提出的系统GMM进行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表2第（1）列报告了绿色投资的回归结果，与预期结果完全一致并验证了假设1，绿色投资每增加100%，在1%显著水平上促进居民绿色福利增加1.2%。这就充分说明，在一定程度内绿色资金投入越多，居民可以享受的绿色福利越高。
教育程度在1%水平上与绿色福利显著正相关，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每增加1%，绿色福利增加7.8%，这个结果说明随着居民平均教育程度提高，居民的绿色福利越多。对外开放度在1%显著水平与绿色福利正相关，且开放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绿色福利提高1.9%。公众环境诉求与绿色福利呈现显著负相关，这与变量定义部分的负面解释一致，也意味着公众环境诉求渠道还需要提高。产业结构与绿色福利呈现出负相关，这与变量定义部分的负向影响解释一致，也意味着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49]，这也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新常态相符。
4.3稳健性分析
采用Lin&Benjamin[18]测算的2000—2012年绿色发展绩效数据和绿色福利测算数据进行对比，以期获得稳健性，计量结果如表3所示。绿色投资、教育程度、对外开放度与居民诉求均在1%显著水平与绿色福利正相关，与基本回归结果一致。但产业结构在1%显著水平与绿色福利正相关，可能解释是Lin&Benjamin[18]文献中的绿色发展绩效的理想产出只是GDP，而产业结构转化有助于经济快速、持续增长[50]。
4.4内生性检验
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将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的高度。考虑到生态文明视角下绿色福利和绿色投资之间的内生关联，采用GMM-DID方法进行回归并建立如下模型：
生态文明建设时间的哑变量afchange以2007年为分界线，之前取值为0，之后则取值为1。试验组的哑变量ectp则根据是否为生态文明试验区划分，试验先行区（贵州、福建、浙江、江西）为1，其他省份则为0。交互项ectp×afchange代表生态文明建设试验组在改革后取值为1，其他取值为0。X为前文所述其他控制变量。 结果如表2第（6）列和表3第（12）列所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有助于居民绿色福利的提升，但由于初始阶段试验区较少，结果存在不稳健性。
5影响机制
5.1机制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与假设，首先将城镇化水平（URB）作为控制变量，来考察绿色投资对GDP、污染物排放量（CO2、SO2、污水）以及Gini系数的影响;其次，对GDP、环境规制以及Gini系数与绿色福利的估计方程进行再检验。具体设定方程如下。其中，ETit表示t年i省份的环境污染，主要包括CO2排放量、SO2排放量、污水排放量;ERit为环境规制，Giniit为各省基尼系数，其余变量的含义与基本回归的定义一致，表4报告了不同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3）和（14）列汇报了公式（9）（10）估计结果，研究表明绿色投资对GDP具有显著的正向影響，而GDP在1%显著水平促进绿色福利提升，验证了假设2。由此可见，绿色投资通过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提高了居民绿色福利。表中第（15）～（18）列汇报了公式（11）（12）的回归结果，研究发现绿色投资对CO2排放、SO2排放、污水排放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环境规制对居民福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3，即绿色资金投入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进而提升居民绿色福利。类似的，第（19）（20）列汇报了式（13）（14）的结果，绿色投资对Gini系数具有负向影响，同样，Gini系数对绿色福利的影响也为负，验证假设4，这表明绿色资金投入可以使得居民收入不平等现象减少，进而提升居民绿色福利。
同理，为确保检验结果的稳健性，采用Lin等[18]文献中的绿色发展绩效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重新检验，结果与上文一致。由于篇幅有限不做报告，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实证结果。
5.2Sobel检验
考虑到中介效应的复杂性，还借鉴Sobel模型[51]进行检验，该检验显示，在95%置信度水平下，回归结果支持GDP、CO2排放、SO2排放、污水排放量以及Gini系数的中介效应，即通过增加国民收入、降低CO2、SO2排放、污水排放量以及改善收入不平等现象来增加绿色福利。类似的，采用绿色发展绩效来衡量绿色福利，亦得到同样的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检验结果。
6结论
绿色福利提升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绿色福利的研究有助于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重大政策的组合，弥补政策缺位。同时绿色福利研究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提升居民福利的同时改善环境质量，为全球的气候治理做出贡献。基于此，对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显示，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绿色投资可以通过增加国民收入、减少CO2、SO2、污水等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来改善环境以及减少收入不平等途径来增加居民绿色福利。
研究结果为提升我国绿色福利水平提供了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例如采用定向降准[52]、完善绿色技术银行机构[53]等方式促进绿色投资，积极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弥补绿色产业投融资缺口。同时，通过征收环境税[54-55]等政策工具，促进“两高一剩”传统行业绿色化，加大绿色技术投入力度，促进清洁生产，从而增加居民绿色福利。第二，扩大教育支出，增强居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就业机会和收入待遇。第三，改善进出口的产品结构，对进口企业进行合理的监督和引导，鼓励其引进有利于能源节约和清洁生产的技术，对出口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从而改善环境质量。第四，鼓励居民积极有序参与环境决策和监管，建设公众诉求综合处置平台，为公众诉求提供良好的环境，减少公众诉求的滞后效应。
由于研究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具有挑战性，今后要加强从个体劳动者层面上探讨绿色投资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还需要将绿色福利的测度与包容性财富（inclusivewealth）的变化量进行对比分析，因为包容性财富的测定被广泛应用于可持续性发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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